癌症，是“众病之王”，治愈，是人类的心愿。
自年4月起，医生医事推出“遇见·肿瘤大咖”系列，每月一期，选择全国在临床和学术范围内的顶级肿瘤医生，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情怀，希望能对患者的抗癌之路、年轻医生的成长之路有所帮助。
在此，向文中故事中所有涉及的患者表示感谢，也向所有默默付出的医生表示敬意。
第七期毛颖外科医生的手神经科医生的脑文/戴戴
他是一位有“特权”的医生——用双手去触摸人类大脑这个认知器官，是神经外科医师的特权。
他的手术，能满足我们对外科医生最神奇、最诗意的想象：病人在手术台上一边背着唐诗，医生一边做着大脑手术。
毛颖教授，医院副院长、神经外科常务副主任，也是我今年“遇见”的肿瘤大咖中最年轻的一位。
无论是国内医疗剧，还是美剧，神经外科医生都是魅力四射的“McDramy（美梦先生）”，而毛颖正是几年前青春偶像医疗剧《心术》中“大师兄”的部分原型。
那天，跟着他和75岁的周良辅院士一起把几层楼的病人转一遍之后，在他的办公室坐下来，我的第一句话很唐突：“今天上午您特别可爱。”估计从来没有人如此冒失地形容他，他一脸惊讶，我赶紧解释说：“是看到您和周院士在一起的感觉，学生在老师、晚辈在长辈面前的那种纯真。”
在我看来，这是一种难得的本色，更是师徒间亲情的真实流露。本色，是去尽繁华的真实状态，就如他的名片，除了基本信息、行政职务外，其他各种响当当的学术头衔一个也没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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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那天，总院和东院两个院区英文的早交班之后，27个医疗组各自分头查房，周良辅院士参加毛颖负责的医疗2组，病人分散在好几层楼的病房里。
散会后，毛颖边走边插空签文件，一抬头，老师已经不见踪影。他追到楼上，发现老师不在，一问才知道老爷子今天从楼下往上查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他前段时间腿疼，我还想着从楼上往下查，他能轻松一点。”
这两位在脑外科手术台上一起出生入死22年的师徒，早已情同父子。这种事业上的“父子”，延续的除了手术的技巧、医学的理解、事业的理想和情怀之外，更有价值观上的一脉相承。
在毛颖的眼里，周良辅院士像父亲一样，先是手把手无私地传授技术，而后宽容地注视着自己的成长。“一般他先做主刀，如果到了哪一步他觉得你可以胜任时，他会换到助手位置上，让你去主刀。然后每一步都在他的监控和帮助下做，中间他还会不停地把自己的实战经验全部教给你。”
医学是积累的学科，是在前人肩膀上搭建生命探索的天梯，师承是医学里最宝贵的传承，在这里，每一个人都能理出一个明晰的师徒传承关系。
外科医生挑徒弟，除了“心灵手巧”的特质外，还要专业基础扎实、能吃苦、肯研究、爱思考、耐受力强等，更要“言行一致，是个本色的人。”早已为人师的毛颖教授从自己看学生的感受，去理解当年老师眼中的学生。
他说：“其实每个老师看学生都是差不多的，看一眼、听一句话就大概知道他本性里的东西，耍小聪明、投机、人前人后的学生是瞒不住老师的。”表里如一的本真，才能真正收获老师的信任，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快速成长。
年轻人成长路上最大的敌人是膨胀，及时发现并掐掉这种苗头，是长辈对晚辈的爱惜。有一次，科里一个年轻人随口说了一句“这是我们首先发现的”，正好被周良辅院士听到，他很严肃地批评：“你是孙猴子，石头里蹦出来的？！你不是老师培养出来的？！”
毛颖教授说，当这样的话从周院士嘴里说出来时，已经是非常严厉了，很多年轻人没有意识到，年轻气盛地宣称“我是第一个”其实是医学界的大忌，因为“学生的第一例都是在老师的基础上做出来的，也都借鉴了前人的经验，大家互相启发合作。就像我们的第一例颅内外血管搭桥，不仅是我跟周老师一起做的，而且我后来查文献发现，发现早在80年代，周老师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创新，很多时候只是自己觉得有所突破，往往前人早已奠定了广泛的基础。”
这个科室的文化里，对晚辈的爱惜体现在很多方面。科室每年会组织亲子活动，让医生们带着妻子孩子，加强家庭之间的沟通联络，更重要是让孩子了解父亲与同事、领导之间的相处。
毛颖眉飞色舞地讲了一个故事，甚至惟妙惟肖地学着老师的神情姿态。有一年去浙江桐庐，租了几艘皮划艇，孩子们一人一把水枪乱射，大人们都在躲。熊孩子们发现只有一个人不躲，而且坐在其中一艘的船头，于是所有水枪火力都集中喷了过去。同船的人说：“周院士，您躲一躲。”他说“不躲，就这样”，继续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任由孩子喷水。一上岸，看到浑身湿透的周院士，家长们拎着熊孩子就要教训，周院士说“没事，没事，挺好，挺好”，然后全身湿答答地继续和孩子们一起玩。
这样的传统和人文关怀，正是如此根植于这个四世同堂（科室创始人、98岁的史玉泉教授还健在）医院神经外科。
这种传统之下，造就的是一颗感恩的心，能让一个人时刻保持警醒和谦卑，也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高度。毛颖教授在《胶质瘤，毛颖观点》一书的前言中写道：
写书，在我看来是我老师一辈的事，是他们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，是他们丰富的阅历和对疾病的详细了解，才有可能将经验以文字形式留给我们这些学生。因此，开始时我还是非常抵触写书，生怕耽误了别人的时间和期望。年观点，一方面它可以反映我近三十年对医学生涯的思考，另一方面也感到释然，因为它反映的是我年的观点，给了我很多时间和空间的余地，使我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新的发现，而自我修正，也促进我能在今后有更多的创新，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。
（十年前，周良辅院士（中）和毛颖（左，《心术》大师兄部分原型）、吴劲松（右，《心术》二师兄部分原型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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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科医生的手，神经科医生的脑。
神经外科医生，无疑是一群最聪明、手最巧的人，他们双手触摸人类的大脑，手中掌握的不仅是疾病，还有人类特有的认知功能，这使得他们是手术技术与“人道主义”最天然的融合。
毛颖说：“我没有想到我会和人体这个最精密的器官打交道，因为我一直对它心存敬畏。”
大脑作为人体的指挥中枢，密布着语言、运动、感觉等各种功能区，它的精密和复杂程度，直到现在人类还知之甚少，一旦投身其中必将穷尽一生去探索，路途坎坷。
“狮心、鹰眼，妇人手”在神经外科医生体现得最为极致。在大脑的手术中“制造”一个后遗症是很容易的，但要避免它，就得花很大的气力。他们在显微镜下的精细操作，手的稳定性要求极强，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血管破裂或神经损伤，导致患者死亡或丧失语言、运动能力。
周良辅院士说：“体力上，不分昼夜和周末的压力；精神上，从开刀到出院才能确认病人没事的压力。要坚持下来，只有对专业的热爱，才会不惜一切代价投入进去。”
神经外科分为脑血管、脑肿瘤和脑功能等亚专业，一名医生要做好任何一个方向都要用上毕生精力，因此专业细分是大势所趋。然而，周良辅院士从一开始就要求，医院神经外科必须保留一两个组培养全才医生，考虑问题会更加宏观，毛颖当年就是被他挑中的好苗子，这就意味着他一个人要挑起好几根大梁。
毛颖说，按照周院士的规划：“科室里有一部分人是高精尖的，有一部分人是比较全的，既要有一个很高的高原，上面还要有一些高峰能冲出去。”
技术全面，很容易成为广而不精、浅尝辄止的中庸，但在毛颖身上是另一个神奇，在导师周良辅手把手无私的教导下，以及毛颖的勤奋和钻研，无论是脑血管还是脑肿瘤，他都达到了普通医生无法企及的高度。
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“成长的痛苦是不得了的，看的书要比别人多，思考要比别人多，带学生都是每天‘换频道’，付出时间、精力代价都是别人的2倍3倍甚至4倍。”毛颖说。
神经外科医生的成长周期是漫长而艰辛的，除了天赋，更需要从零开始一台一台去积累，必须有几十台、上百台的重复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。毛颖精湛的手术技术，正是二十多年日积月累埋身于手术中成长起来的。
毛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多少个晚上，在多少具尸体头颅上苦练技术、熟悉大脑的解剖结构。苦练后的自信，加上方案的周全，他和导师周良辅院士一起实施了第一例颅内外血管搭桥。这一术式，是要用一段新血管绕开脑血管的病变部位，重建血液循环，这个过程，医生需要在细如发丝的脑血管上缝合六到八针，还要防止动脉瘤随时破裂造成严重后果。
无法想像，如此精细和稳定的操作，需要怎样一双神奇的手，和一颗沉稳的心。他实施第一例搭桥的老太太，如今常常是一个人背着小包到处旅游，路过上海了总会来看看毛颖大夫。这一术式，将难治性动脉瘤、烟雾病和脑缺血这些“不治之症”变为“可治”，甚至达到“治愈”。
他在成长过程中是几个频道同时推进的。在他跟随导师学会并得心应手地夹闭脑动脉瘤时，他又开始接受新的挑战，将脑肿瘤尤其是胶质瘤作为另一个新起点。
胶质瘤是神经外科最经典的疾病之一，发病率占了脑肿瘤的一半以上，且常常会累及功能区，医生既要尽可能切除肿瘤，又不能损伤大脑功能。这对医生来说，一半功夫在术中，另一半功夫在对病灶的精准定位。
随着医学发展，术前定位、术中导航的技术日新月益。但是，人脑像豆腐一样，在手术操作中极易变形，术前凭各种固态图像完成的定位坐标很容易不准。于是，周良辅院士和毛颖考虑，将大脑功能图像与解剖图像融合起来进行定位，他们与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工程师一起开发，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应用“多影像融合定位技术”。
这项技术可以精确到一厘米内功能定位，病灶定位在一毫米以内，明显减少了手术所造成的神经功能损伤，使患者的术后病残率下降15%。这项技术，被世界神经外科联盟主席Black教授誉为“一项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研究，象征着中国逐步崛起的神经外科力量”。
血管瘤和脑肿瘤会发生在大脑任何的部位，甚至出现在对大脑里的“禁区”和“盲区”，对这些部位进行操作，这也是医生最大的风险和难点之一。
毛颖教授的另两项重要突破，就是独创了手术路入的方法，对处于“手术盲区”的岩斜脑膜瘤，处于“手术禁区”的脑干海绵状血管瘤，让手术变得安全而简单。
你负责你的精彩，上天自有安排。
岁月不会辜负任何一位专注而执著的年轻人，他埋首于临床和科研二十余载，一抬头已是繁花景簇。
在导师不遗余力的教导下，毛颖不惜力的钻研和思考，把每一个“频道”都做得出类拔萃，他的临床科研成果斩获了各种国家大奖，自年博士一毕业，他人生的抛物线便一发不可收拾地上扬：
5年内，一路破格完成了全部的职称晋升；34岁，成为了响誉世界神经外科界“南华山”的副主任；45岁，成为了中国综医院副院长。
45岁以前，他已经达到了许多医生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，但这只是他职业的第一个阶段，因为45岁之后的外科医生，才正式进入黄金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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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有很多偶然，一个善于思考和吸收营养自我成长的年轻人，再加上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成长必然突飞猛进。
以前我们看报道，只知道毛颖高考前放弃了南京大学两个保送名额，以超出录取分数线50分的高分，进入了梦寐以求的上海医科大学外语班。
而故事的另一面是，毛颖入学仅一个星期，就被当头一棒打道回府——入学体检发现他转氨酶不正常，让他退学了。这个现在知道“根本不是事”的事，当年却差点改变他的命运。休学的郁闷中，他去一所大学英语系旁听，一年之后才复学回到医学院，6年之后，他成为了科里毫无争议的英语最好的医生。
退学的经历，他瞬间就懂得了人生就是起起伏伏。医学院一毕业，毛颖遇到了恩师周良辅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而在此之前，他还遇到一位给他关键指点的老师。
毕业时，泌尿外科老师讲课的激情，让他很向往成为一名泌尿外科医生，因为这个专业“既是内科医生，又是外科医生”，而且医学上的新技术多半都是从泌尿科开始的，又帅又潇洒。
在选择的当口，毛颖去请教当时的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、如今已经去世的刘俊教授，他是一位泌尿外科专家，“他不同意我选泌尿外科，而说神经外科才是最厉害最前沿的，将来一定会成为医院最强的科室，你应该去那里。我说我对大脑一点都不懂，他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学，怕什么？”
毛颖听进去了。
“长者的话要听，这就是捷径，如果非要等自己撞了南墙再返回，会浪费很多时间，他们看得远，能让你比别人走得更快。”他说。
担任医院副院长，也是毛颖职业生涯的一个新台阶，四年来，分管教学和科研，他觉得自己无论从眼界、视角还是管理能力，都再一次发生了质变。他还清楚地记得四年前丁强院长和他谈话。
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。
丁强说：你来当副院长。毛颖说：我不喜欢做这个。
然后，丁强院长分析了几点理由：我并不是要你走仕途，但是对你有三点期望，第一，医院把科研和教育管好。第二，以你现在的年龄段，你将经历一段时间的学术平台期，过了这个平台期又会突飞猛进。我希望你在这医院做点事，作为华山人，这是你的责任和义务。第三，作为一名临床医生，你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学科，如果没有一点管理能力，你能行吗？
毛颖听进去了。
丁强比毛颖年长4岁，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，40岁成为副院长，45岁便成为了医院院长。
毛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十分明确，“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仕途当作自己的方向，早晚还是要回到临床去的。我们这个学科，老爷子把它推到一个顶峰，未来我们至少要让它的优势一直保持，这是我们年轻一辈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他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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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子座的毛颖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但孩子总是会触动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
有一个跟了他六年的一个患髓母细胞瘤小患者，这是颅内恶性程度最高的胶质瘤，五年生存率很低。每年都复发，毛颖给他做过三次手术，孩子坚强地挣扎着活了6年左右，对毛颖十分依恋。有一天，他的妈妈发来北京白癜风专业的医院北京专业治白癜风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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